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夏、商、西周是青铜器鼎盛时期,现在对古青铜器的分类仍然大至按照中国历史年表的次序来排列,即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隋唐.隋唐以后,青铜器作为一个大类已经为铁器及各类其他手工制品和陶瓷所取代,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一直以来,雅安被誉为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之一,它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远古而不可探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大量文物的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到了春秋、战国的青铜时代,多种文化在这里的交融与冲突,更为雅安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和历史谜团.那时的雅安,是什么样的?现在,随着考古进程的发展,雅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物种类众多、精品纷呈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开口”说话的出土青铜器文物,为我们描绘了一段征战、融合、替代的文化发展进程. 谜团一：雅安部族邦国兴衰史谈论起雅安的青铜时代,或许还得从石器时代说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的早期.那时候的农业生产力,足已养活更多的人类.富足的生活,让人类拥有私产成为可能；而私产的多寡,也让人类产生了阶级划分；随着阶级的积累和强化,以部族首领为核心的“国家”出现了.回首雅安,当时的国家或许有青衣羌国（现芦山）、笮（现汉源）、徙（现天全）等.这些部族国家诞生于何时,是谁在称王,他又是怎么治理国家的?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和本土文化文物的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晓答案.我们只能猜测,和中原的氏族国家一样,他们已经从“禅让制”变为“世袭制”.但小小的、诞生在雅安本地的部族邦国--青衣羌国、笮、徙等,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失去了发展自己本土文化的空间--具有雅安土著特色的文物,并不曾发掘出现.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和文物中,雅安地域内已经明显受到了古蜀文化的影响.沿着古蜀国的一些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揣测关于雅安的人类发展.现在史学界认为,古蜀国大抵成立于距今4000年到32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到商代晚期.《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虽为“王”,但今天的学者认为实为“部族酋长”.此时,人类文明已经从石器开始进入金属生产时代.但雅安地域内,由于发展的滞后,尚处于石器时代晚期.笮、徙等部族国家也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出土文物表明,那时的雅安地域,受古蜀文化影响明显.距今3200年至2600年之间,是中原的西周到春秋时期.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成都.宽广的成都平原,造就了古蜀国的青铜文明.而在这时,雅安地域内的部族国家也被带入了青铜时代,越来越多的青铜器在这一时期出现在雅安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可以想像,面临一个强大的国家,弱小的笮、徙等为了生存只能选择依附它.距今2600年至2300年之间,是中原的春秋后半期和战国时期.古蜀国的青铜文化迎来了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在雅安境内出土的大量带着巴蜀文化印记的青铜兵器、青铜罍、巴蜀印章等文物印证了这一高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来自中原的楚文化开始在雅安地域内出现--他们为了黄金、矿产的开采和东运而来.谜团二：严道缘何是文化拼争之地雅安成了各种文化交流、拼争的重要之地.严道,似乎是两种文化拼争的核心之地.在荥经县严道古城出土的众多墓葬和青铜文物中,不但能看到来自中原楚文化的身影,也能看到古蜀国印记的文物.本土文化、楚文化、古蜀文化三种势力在这里交织.今年年初,一座战国晚期的木椁墓在荥经严道古城遗址被发现.随着墓葬出土的还有画工十分精美的彩绘陶瓷、一把用玉石镶嵌做装饰的佩剑以及10多件漆器.其中,出土的青铜剑佩剑,形制笔直,装饰纹样也比较简洁,与楚文化出土的佩剑同出一脉.这并不是楚文化第一次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1984年,一次轰动全国史学界的考古发掘中,在荥经大量的巴蜀土坑墓葬群中出土了1500多件文物.在那次发掘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件带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这件大概铸造于公元前475-221年,与古蜀文化联系密切的青铜兵器,比史书记载的成都得名于秦汉时期要早200多年.遗憾的是,在进入青铜时代后,雅安的本土文化萌芽被强大的楚文化和古蜀文化所湮没.严道,缘何会成为文化拼争的核心之地?古代荥经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曾是“南丝绸之路”的边关重镇,也是中央政权控制“西南夷”的桥头堡和军事要塞.因此,荥经自古以来就受到各朝政权的重视.青铜罍在荥经县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荥经（古严道）在古代边区的重要政治地位.罍,是一种礼器.在古代,祭祀和打仗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礼器中的重器,罍象征着国家权力和高贵身份,在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等典礼场合必不可少,同时也是贵族钟鸣鼎食的高雅点缀.荥经县博物馆藏有一个战国时期的青铜罍,被称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该青铜罍为古蜀王国遗存,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罍上顶盖及腰部有四耳,按四方布置.罍身腰部以上三分之一处雕有白色纹饰,虽生有部分铜锈,但铜雕纹理仍清晰细密,图案完整可见.罍身腰部下深色部分四面雕有圆形旋转纹饰,在外来光源照射下,“黑底白花”之上可见罍上反射的青铜光泽.据介绍,这件青铜罍采用了战国时期最先进的铸造工艺--失蜡铸造技术,并镶嵌绿松石.无论是形制、造型还是工艺都称得上是巴蜀文物的精品.而中原兵器和巴蜀兵器的出土文物,则向我们描绘了一段只能存于想像中的风云跌宕的战争史诗.荥经县博物馆馆藏三把巴蜀青铜剑.这批青铜剑两长一短,皆为当时古蜀王国军队的单兵近身武器.剑刃呈单向三棱形,薄而坚固,其上有棱带空体镂花.而作为古蜀军队长砍杀兵器的巴蜀戈,在荥经县亦有出土.馆藏的巴蜀戈式样不同,而其中纹饰最细、最具古蜀兵器代表的,当属“虎头纹饰”戈.“虎头纹饰”戈的上锋部较宽,凿有单向棱槽.中段留有方孔,以绑缚绳索固定木质长柄,其上刻有精美的猛虎图案.这种猛虎图案在已经出土的古蜀王国兵器中比较常见,为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武器装饰,寓意本方士卒威猛如虎,既有威慑敌人的作用,又为自己的子弟兵平添了几分昂扬之气.与之“抗战”的是来自中原的“卢氏戈”“楚直剑”等.在荥经县博物馆馆藏的“卢氏戈”,在戈后部伸展出的无锋部分上刻有铭文“七年,卢氏命韩岁厥工师司马队作余”乃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所造.当时韩国所造兵器技纯精良,其他各诸侯国都普遍装备了该国生产的兵器,因此这支戈亦有“中原戈”的名号.至于这支出现在遥远西蜀地区的中原武器,究竟是古蜀在和中原各国的交战中缴获的,还是由后来南下灭蜀的秦国虎狼之师带入蜀地的?至今尚无定论.中原与古蜀国在严道的征战中,似乎谁也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在严道之地,中原文化难以推进,古蜀文明也难以拓展.两种文化的拼争便在雅安,在严道沉淀下来.谜团三：精美青铜器“雅安造”?雅安地域内的古人类何时迎来了第一件青铜器,同样是一个历史谜团.在考古发现中,雅安地域内出土的最早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此时的雅安地域内,由于发展滞后,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朝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石器和青铜器共存于雅安人类的生活之中.出土的大量早期青铜器中,兵器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不仅仅是雅安的部族国家之争,更强大的国家和势力的拼争也在雅安这里展开.他们之间或许征战纷纷.早期,青铜器更多运用于战争.也许,青铜冶炼技术的普及,使青铜器逐渐出现在生活生产、祭祀仪式中.那么,诸如青铜罍等精美青铜器,会不会是“雅安造”呢?“只能说,有这可能.”曾有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这一课题.他希望对出土青铜器的材质进行科学分析,而辨析这些材质的原产地、铸造地,但因各种原因,至今无定论.但楚文化进入雅安之时,楚国青铜冶铸业除了掌握熟练的冶炼技术外,铸造技术已日趋成熟.楚人此时博采众家之长,将吴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全面掌握并推广了分铸焊合技术,并且独创了失蜡法和漏铅法铸造工艺,从而使自己的铸造工艺表现出了第一流的铸造工艺水平.楚人西迁,极有可能将冶铸青铜器的技术也一并带过来,而古蜀国出土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等,大量精美的青铜人像、器皿似乎也昭示着一个伟大的青铜铸造技术年代.依附于古蜀国的雅安部族邦国也极有可能掌握了一定的青铜铸造技术.同样,我们还可以推测.当秦统一中国,在荥经严道“邓通铸钱”时,不仅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铜山,也因为这里拥有不逊于中原的铸造技术和铸造工匠.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宝兴县各地陆续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土坑墓葬,后又发现了西汉时期石棺墓群,在这些墓葬和墓群中都出土了大量铜剑、铜矛、铜戈、铜刀、铜镞、铜凿、铜鍪、铜釜、铜鉴、铜盘和铜饰等青铜器.这些铜器做工精致,有的甚至还镀了银,完全可以和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具媲美.考古者起初也怀疑这些出土的青铜器非宝兴羌人所造,但随着考古的进一步深入,出土了大量的废品刀剑.该废品有别于残品,其残损非锈蚀或使用等后期因素所致,而是铸造时未成功的废产品,即属被铸成坯而未加工的兵器.按常理废品（包括半成品）一般是绝不会作为流通产品输送异地去销售、交换或相赠的,宝兴出现废品刀剑也就不可能是外来之物,这说明在当时的宝兴已出现了铸造技术和工场.由此,可以说当时在雅安生活的人类不仅掌握了青铜器的冶炼和制造工艺,而且其制作水平和制作工艺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谜团四：巴蜀印章是南丝路的通关凭证?无数的出土青铜文物,让我们了解了雅安地域的青铜时代,但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历史谜团.其中,最为神秘的也许便是“巴蜀印章”了.在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展厅里,一枚枚神秘的巴蜀印章正安静地躺在展柜内,出土20年来,它们吸引着无数好奇和探寻的目光.细看之下,这些巴蜀印章没有文字,只有图文、符号,都是铜铸,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形或月牙形.除荥经之外,在我市芦山县也曾出土部分巴蜀印章.对于这些神秘的巴蜀图语,20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古代巴蜀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有的则认为它是巴蜀中各部族的徽号；还有的认为是巫师用以占卜或预言的工具.历史学者们推论,当时的中央政权开始使用印章这种具有法律的带有强制性的手段管理各种贸易.巴蜀印章作为合法经营的凭证或通关证明,在严道的使用非常频繁.现在业内专家谈及的南丝路,其路线是以成都为起点,分为两条岔路,学术研究工作也就顺两条岔路并头推进,而途经雅安的西行之路是南丝路的主干道.这条主干道被民间称为青衣道、旄牛道或者零关道（又写为灵关道）,此道进入现在的芦山,沿芦山河南下,经芦山县城至飞仙关,往西南经天全东南的两河口,沿荥经河南下至荥经,越过大相岭到汉源,经过西昌,进入云南,陆续进入缅甸、东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直至北非.如今,根据史学界的分析,早在三星堆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具雏形.几位来自不同地域的蜀王,带来了不同的种群与文明,使得成都平原早在千年之前便成为文明的高地.而他们进入或逃离成都平原的路线,与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其实并无太大区别.由此看来,几代蜀王早于秦皇汉武,成为丝路最早的开拓者.其佐证是,三星堆发现的距今3000多年的古蜀文明,出土的带有异域风情的文物金面罩、海贝等文物能与遥远的南亚、埃及联系起来.而三星堆、金沙出土铜器的铜矿原料（或半成品）,应该来自云南的某个地方,因为云南是中国铜矿富集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发铜矿的地区.显然,只有道路的畅通,才可能有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这或许还不是这条道路的最早雏形,有专家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还可延长到有古人类活动的远古时代.但就是在古蜀国和雅安部族邦国迎来青铜时代最鼎盛时期的时候,他们突然消失了.公元前316年,经“商鞅变法”而强大起来的秦国,起兵攻蜀,一并占领了巴国.古蜀国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千古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