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四大要素，而丝绸作为衣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丝绸美化、滋润着中国人的生活。艳丽柔美的绫罗绸缎装饰着男女老少的服装，装饰着家庭中的床褥，装饰着厅堂庙宇等公共场所，装饰着古籍书画等文房用品。甚至小到手帕、荷包等小件，都可以觅见丝绸的踪影。另一方面，蚕桑丝织业是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南方农村经济的主要依赖，也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政及外贸收入之一，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除了与这些表面的服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密切相关外，丝绸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丝绸与语言文学
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以“糸”为偏旁的有100多个。许慎《说文解字》所收字中“糸”旁260个，“巾”旁75个，“衣”旁120多个，都直接或间接与丝绸纺织有关。在以“糸”为偏旁的文字中，关于纺织丝绸业的有缫、绎、经、纬、绘、织、综、统、纪、纺、绝、继、续、绍、纡、约、紊、辫、结、练、绣、缋、编、缉等，关于纺织纤维和纺纱搓线的有绪、缅、纯、绡、绺、细、级、线、缕、绳、纫、缪、绸等，关于纺织品种类的有缯、纨、绮、缣、绨、缟、绫、缦等，关于纺织品色彩的有绿、缥、缇、紫、红、绀、缲、缁、缛等，关于服装饰品的有缨、绅、绶、组、纽、纶、缘、绔、绦等，其他引申义的还有纸、彝、绥等。其中关于丝绸工艺和服饰的占主要地位，约为50%；丝绸品种其次，占35%左右；织物色名约占30%；其他文字约占15%。
到南北朝时期，由纺织丝绸衍生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增加。梁顾野王《玉篇》收录与“糸”相关的七部共计400余字。而到宋本《玉篇》中则收“糸”部计459字，“巾”部172字，“衣”部294字。至清代《康熙字典》中的“糸”部约有830字，又较宋代增加很多。这说明中国语言与丝绸的关系相当密切。
在现代汉语中，源自丝绸纺织的一些词汇还有很多复合词组和成语，大大地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语言，增强了表达力，如“综合”、“继续”、“线索”、“约束”、“编辑”、“组织”、“机构”、“联络”、“连绵”、“经天纬地”、“锦心绣口”、“提纲挈领”、“作茧自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其中，“作茧自缚”原指一条家蚕吐丝结茧的过程，后多用来指自我束缚、自我封闭；“锦心绣口”、“锦绣河山”、“锦上添花”等都是用丝织物的美丽来形容其他事物的美丽；“经天纬地”取经纬相交构成整个天地之意，如今的地理学上所用的“经度”、“纬度”就来源于此；“组织”的原意是织物的经纬线交织的结构，后泛指各种人为的组合；“机构”乃是织机的结构，后泛指一切机械和组织结构；“综合”原是指众多的丝线穿过综眼而被有序地集合在一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蓝草染料在染色后能得到比草色更深的色彩，用于比喻后辈超过前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则是对染工整日在染缸旁被染料沾染的形象描绘，比喻人的思想易受朋友或环境的影响。
除了大量专业性的纺织科技著作，如《蚕书》、《梓人遗制》、《天工开物》等直接记述丝绸生产外，中国古代还有大量的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与丝绸生产有关。这些文学作品出现的基础是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生产状况。由于家庭丝织在古代社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女性又较易成为文人描写的对象，因此，“女织”就成为文学家们的重要题材了。这类的实例极多。
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已有许多关于丝绸生产的描述。著名的《豳风?七月》中有一段描写蚕桑丝绸生产的诗句：“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再如《小雅?采绿》则与染色染草有关：“终朝采绿，不盈一。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到汉魏六朝时，仍然有大量与丝绸有关的诗歌被记录下来，如汉代《古诗?上山采蘼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逮钦立辑校：《古诗五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一二《古诗》，中华书局1983年。再如汉乐府《陌上桑》，描写了一个采桑女子罗敷的故事，同样十分著名：“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逮钦立辑校：《陌上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乐府古辞》，中华书局1983年。此外，六朝有许多诗歌如《蚕丝歌》、《采桑度》等也是以丝绸生产为题的。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各种与纺织相关的诗歌更多。许多著名诗人均写下了这类诗篇或诗句，如杜甫的《白丝行》和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诗句等。唐代诗人中以此为题材写得最多的是白居易、王建等人。白居易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多有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缭绫》、《红线毯》、《重赋吟》等，专以丝绸生产为题。其中《缭绫》一首广为传唱：“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王建是晚唐诗人，写了许多如《簇蚕词》、《田家行》、《织锦曲》、《捣衣曲》等反映蚕桑丝织生产的诗。其中，《织锦曲》描写四川织锦户的生活：“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
宋代以词著名，词中也有不少对蚕桑景象的描绘。苏轼《浣溪纱》就曾描写农村的缫丝生产：“麻叶层层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辛弃疾有《鹧鸪天》云：“陌上柔条初破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又有《粉蝶儿》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风。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均与丝绸生产有关。而宋词中写得最好的纺织词要数无名氏的《九张机》，它写活了一个织锦女子把相思之情织入图案的故事：“一张机。采桑陌上试春衣。风晴日暖慵无力。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两张机。行人立马意迟迟。深心未忍轻吩咐，回头一笑，花间归去，只恐被花知。三张机。吴蚕已老燕雏飞。东风宴罢长洲苑，轻绡催趁，馆娃宫女，要换舞时衣。四张机。咿哑声里暗颦眉。回梭织朵垂莲子。盘花易绾，愁心难整，脉脉乱如丝。五张机。横纹织就沈郎诗。中心一句无人会。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恁寄相思。六张机。行行都是耍花儿。花间更有双蝴蝶，停梭一晌，闲窗影里。独自看多时。七张机。鸳鸯织就又迟疑。只恐被人轻裁剪，分飞两处，一场离恨，何计再相随。八张机。回纹知是阿谁诗。织成一片凄凉意。行行读遍，厌厌无语，不忍更寻思。九张机。双花双叶又双枝。薄情自古多离别，从头到底。将心萦系。穿过一条丝。”
明清时期，小说盛行，小说中常见蚕桑丝绸的描写。明代的“三言二拍”中经常能见到这类描写，如《醒世恒言》中曾写到江苏盛泽镇有一个名叫施复的手工业者，原是一家每年养几筐蚕的小机户，但由于他养蚕、缫丝的技术好，织出的绸质量上佳，商人们争相增价抢购。仅仅几年间，他就增添了三四张机子，并雇工织造。另一部明代小说《金瓶梅》则以开绸缎铺的西门庆为主要人物，其中写到的丝绸品名、贸易情况也十分多(图042)。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代，对丝绸生产和产品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因此，其名作《红楼梦》中亦有大量描写丝绸纺织品之处，如锁子锦、妆花缎、蝉翼纱、轻烟罗、茧绸、羽纱、缂丝、弹墨、洋绉、西洋布、雀金呢、哆罗呢、氆氇、倭缎等，不胜枚举。
二、 丝绸与艺术
丝绸自古就是重要的书画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帛书帛画用的就是丝织品。唐宋之间，丝织品是文人绘画的主要材料，传世唐宋绘画中大多数是绢本。到明清之际，绢本逐渐减少，纸本增加，但仍有不少书画以丝绸作底，称为绢本或绫本。约从宋代开始，丝绸还成为书画的装裱材料。宋元时主要使用缂丝和织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时较多地用锦绫来装裱书画。因此，丝绸与美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膺：《略论丝绸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丝绸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与美术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丝绸生产场景作为常见题材频繁出现在古代美术作品中。
商代青铜器上已见有蚕的纹饰，战国时期则有许多带采桑场面的青铜壶出土，采桑图反映了当时采桑女劳动、欢爱、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动。汉魏六朝至隋唐，丝绸生产场面经常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木板画上。尤其是汉画像石，在山东滕县的宏道院和龙阳店、山东嘉祥县武梁祠、山东肥城西北孝堂山郭巨祠、山东济宁晋阳山慈云寺、江苏沛县留城镇、江苏铜山洪楼、江苏泗洪曹庄、四川成都曾家包等地都有纺织画像石的发现，其主题多为曾母断机训子，图中机具都为斜织机。赵丰：《汉代踏板织机的复原研究》，《文物》1996年第5期。在甘肃嘉峪关的魏晋壁画墓中，则发现了大量关于采桑、丝绢的画像砖。唐代则有两幅传世名作与丝绸生产有关，即《捣练图》和《倦绣图》，画中不但反映了丝绸精练、刺绣、缝衣等过程，而且人物所穿着的服饰也反映了当时的丝绸图案。
最为有名的反映丝绸生产过程的绘画作品是南宋初年于潜县令楼绘制的《耕织图》。《耕织图》以当时的农业和丝绸生产为题材，共设耕图21事，织图24事。其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画院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室成员了解蚕织生产的参考和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现传宋元时期的《耕织图》版本有吴皇后题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吴皇后题注本中共有浴蚕、切叶、暖种、拂乌儿、摘叶、体喂、一眠、二眠、三眠、暖蚕、大眠、忙采叶、眠起喂大叶、拾巧上山、簇、装山、熁茧、下茧、蚕蛾出种、约茧、剥茧、称茧、盐茧、瓮藏、生缫、谢神供丝、络垛、纺绩、经靷、籰子、做纬、织作、挽花、下机、入箱等画面，并绘有最早的脚踏缫丝车和提花绫机，生动而详尽。乾隆时期，有人进元程棨本《耕织图》，其上所绘严格按照宋楼次序。乾隆令人制成《耕织图》的刻石，藏于颐和园。
明清各朝，《耕织图》摹本纷纷问世，尤其是清代特别重视。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皇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楼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作诗，刊发各地，劝谕农桑。后来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时间摹刻《耕织图》之风大盛，一些农书、方志上也印有《耕织图》，连许多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年画纸币、墨砚上都有《耕织图》。《耕织图》的盛行，还导致相同类型《棉花图》的诞生。
丝绸与其他装饰艺术的关系也很密切。丝绸曾是室内装饰的墙布，因此在建筑图案中经常模仿丝绸的纹样。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装饰纹样也都曾跟随丝绸装饰之风，或与丝绸风格互相影响，体现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例如，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各种礼器上出现的动物纹样的周边和间隙之处填满了各种小几何纹，如回纹、雷纹等，可能正是由于几何纹暗花织物上加以动物为主题刺绣的影响所致。宋元之后的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锦地开光图案，以小几何形的琐纹如曲水纹、锁甲纹、球路纹等作地，上布带环的窠状纹样作主题，无疑也是来源于丝绸图案设计，并大量出现在瓷器、金属器、漆器及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艺术中和生活用品上。
丝绸与艺术的关系还可以在音乐领域中找到。据史载，野蚕丝一直被用于制作琴弦，由此看来，作为中国器乐主要形式之一的弦乐也离不开丝绸，中国古代的器乐也因此被称为“丝竹”。
三、 丝绸与宗教礼仪
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严格礼仪制度的国家。在古代社会中，丝织品本身就是高贵与身份的标志，而棉麻织品则是普通人的服用品。
“天子”的服饰无疑是最高等级的。《尚书?益稷》中已见对早期冕服十二章的记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据后代的解释，这十二章的含义是：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光明之意；龙，能变化而取其神之意；山，取其能云雨或镇重之意；华虫，雉属，取其有文章之德；宗彝，谓宗庙之尊，上有虎、蜼之形，取其勇猛智慧之意；藻，水草有文，或取其洁；火，取其明；粉米，取其养；黼，作金斧形，取其能割断之意；黻，两己相背形，取臣民有背恶向善之意。周锡保：《中国服装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5页。十二章可以根据等级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数量。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定天子用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周锡保：《中国服装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8页。早期的十二章纹饰并无图像传世，现在可以见到最早的十二章纹是在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的漆画屏风中的帝王人像以及甘肃敦煌壁画上描绘的皇帝图像，但不全。真正带有十二章的实物是北京定陵出土的明神宗的缂丝衮服。
龙纹也是皇帝服饰中的专用图案题材。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出土实物来看，龙纹最迟于辽代已用于皇帝服饰。到元代，五爪大龙被专用于皇帝服饰，而较小的三爪龙仍然可以用于一般场合。从明代起，则有五爪龙和四爪蟒的分别，还有与龙十分相似的飞鱼、斗牛，除五爪龙之外，蟒、飞鱼和斗牛都用于赐服。
除图案外，色彩也是分辨等级的重要因素。史载秦时祭服尚黑，西汉尚黄，东汉则尚赤。但汉代又根据时令为服色之别，《后汉书?与服志》载： 五时色朝服为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紫色一般为贵者宴居之服，而绿色则为民所常服。唐代高祖时天子用赤黄袍衫，遂禁臣民服用赤黄之色，并规定三品以上服紫色大科绸绫及罗；五品以上服朱色小科绸绫及罗；六品以上服黄丝布、杂小绫、交梭、双。太宗时命七品服绿色，龟甲双巨十花绫，九品服青丝布及杂小绫。《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大抵紫、绯、绿、青四色可定官品之高卑，即始于隋唐。宋代官服色彩等级与唐相同，但时服中有织锦图案的区分。第一等用天下乐晕锦，第二等用簇四盘雕细锦，第三等用黄狮子大锦，第四等用翠毛细锦，第五等用红锦，其余将校则赐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鹊、宝照大锦和宝照中锦七等。
明清文武百官更多用补子表示品级。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常服花样品级如下：“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清代补子有圆、方之分，圆补主要为龙、蟒之类，用于王公贵族；方补用于百官。其旦互测就爻脚诧协超茅中，文官：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除官服需要用丝织品的花色来区别等级、确定礼仪之外，农、工、商、释、道、儒亦都有自己特定的服饰。
丝绸还大量地用于宗教场合。无论是佛教的寺庙，还是道教的观宇，总是布满了色彩绚丽的丝绸。《洛阳伽蓝记》载，宋云、惠生使西域时见丝绸之路沿途的佛教场院总是“悬彩幡盖，亦有万计”。这类丝绸幡盖中有佛像的幢幡，在当时被称为“绣像”。这类绣像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唐卡”，直到今天，大量的唐卡仍然保存在西藏、青海的藏传佛教寺庙中。
四、 丝绸与风俗
我国悠久的丝绸历史对民俗风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唐代王建的《簇蚕词》中，我们已经可以见到部分内容：“蚕欲老，箔头作茧丝皓皓。场宽地高风日多，不向中庭晒蒿草。神蚕急作莫悠扬，年来为尔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无苍蝇下无鼠。新妇拜簇愿茧稠，女洒桃浆男打鼓。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衣上著。”而明清时期著名蚕乡杭嘉湖一带的习俗则更加丰富多彩。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把丰收的期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因此进行各种祭祀活动。据史书记载，从3000多年前的周代开始，朝廷的统治者对祭祀蚕神活动就很重视。历朝历代，皇宫内都设有先蚕坛，供皇后亲蚕时祭祀用，每当养蚕之前，须杀一头牛祭祀蚕神嫘祖，祭祀仪式十分隆重。民间也是如此，蚕神的崇拜是蚕乡风俗中最重要的活动。除祭祀嫘祖外，各地根据当地的风俗祭祀所崇拜的蚕神，有祭祀“蚕母”、“蚕花娘娘”者，有祭祀“蚕三姑”者，也有祭祀“蚕花五圣”、“青衣神”等蚕神者。民间供奉蚕神的场所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建有专门的蚕神庙、蚕王殿，有的在佛寺的偏殿或所供奉的菩萨旁塑个蚕神像，有的蚕农家在墙上砌有神龛供奉印有蚕神像的“神码”。
养蚕一般在清明前后开始，浙江湖州地区有轧蚕花、划龙船之盛会，其实是养蚕之前的精神调节和准备蚕具。养蚕之前要祛蚕祟，即用各种神像、画符或其他法术驱赶一切有害于蚕的鬼邪、病毒、虫害，同时也是一种卫生防疫措施。养蚕时蚕室门口用红纸书“育月知礼”或“育蚕”等字，告知互不往来，称为“蚕关门”。蚕过三眠，俗称“出火”，此时蚕茧收成已成定局，蚕农家家做一种米粉小汤团，称为“茧圆”，以祀蚕神。蚕儿上山结茧时，蚕农可以开门走动，称“蚕开门”，并且各亲戚间还以猪蹄、鱼鲜、花果、糕点等食品互相赠送并探询养蚕收成，俗称“望蚕讯”。端午、小满前后，蚕农往往要举行一些庆祝活动，如湖州称“谢蚕花”，德清谓“吃蚕花饭”，盛泽则有小满戏，请来戏班公演。
养蚕时禁忌甚多。金代《务本新书》载蚕之杂忌有：“忌食湿叶，忌食热叶。蚕初生时，忌屋内扫尘。忌煎鱼肉。不得将烟火纸捻于蚕房内吹灭。忌侧近舂捣。忌敲击门、窗、槌、箔及有声之物。忌蚕屋内哭泣、叫唤。忌秽语淫辞。夜间无令灯火光忽射蚕屋窗孔。未满月产妇，不宜作蚕母。蚕母不得频换颜色衣服，洗手长(常)要洁净。忌带酒人切桑饲蚕及抬解、布蚕。蚕生至老，大忌烟熏。不得放刀于灶上、箔上。灶前忌热汤拨灰。忌产妇、孝子入家。忌烧皮、毛、乱发。忌酒、醋、五辛、羶、腥、麝香等物。”文中所禁多合科学道理，现在蚕乡也有此类禁忌。嘉湖一带还有许多语言禁忌，如忌“亮”字，忌说“酱”，因亮蚕、僵(与“酱”同音)蚕是蚕病，等等。
丝绸生产的相关行业也有着自己的生产习俗，祭祀着各行各业的发明神。比如，丝织业的祖神是黄帝轩辕氏，在苏州城里还有一座轩辕宫，正是苏州丝织业祭祀的祖师神。染业的祖师是晋代葛洪，杭州景区葛岭上抱朴道院边出土了葛翁染业的石碑，杭州染坊工人每年都会到这里进行祭拜。刺绣业的祖师神则是上海露香园顾氏，虽然年代较晚，但也为苏绣工人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