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一种绘画形式，起源于汉代甚至更早以前，源于画物于门上驱邪避恶。据《周礼·春官》载：“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可见当时就有画虎于门上的习俗。汉代应劭著《风俗通义》：“谨按皇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仲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有荼与郁垒缚以草索，执以食虎。”于是，汉人饰桃人，垂苇菱，画虎于门便由此而来。此外，汉人还画武士于门上。《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长剑。”这里的武士便是指成庆，成庆是古代的一个勇士。汉代的门神画样一直流传到魏晋南北朝。到了唐代，佛教盛行，一些新的门神式样开始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晚上经常梦见鬼怪，就让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全身披挂，轮流守夜。后来，唐太宗命画师将他俩的画像贴于左右门上。这种风气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相沿成习，至今仍可见到秦叔宝、尉迟敬德威风凛凛地在门上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此外，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钟馗捉鬼像，成为传统的门神式样之一。 门神到了宋代进入成熟时期，并留下很多史料。如孟元志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及张择端的绘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中都有关于年画的描述。宋代年画流传到现在的有《闲忙图》、《村学图》、《百子戏春》、《仙岩寿麾》等都是很典型的代表作。 明代是年画繁荣时期，真正出现年画的朝代也从明代算起。明刘若愚《酌中志》载：冬至后，“室内多挂《绵羊引子》画帖，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图》。”这其中点到的两幅画，从形式到内容正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年画。该书还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宫中张贴年画的情景。其中提到的鬼判就是指钟馗。由此可见，当时的宫廷中也与寻常百姓家一样，新年时都要贴年画以驱邪避恶，迎接喜庆吉利。 “年画”一词是清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才出现的,出于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扫舍之后，便贴年画，雅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清代是年画的鼎盛时期，其表现形式、制作手法、涉及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且各地年画特点也越来越明显。有清一代，创制了大量的历史小说、戏剧故事、神话人物年画，涌现了《金玉满堂》、《天官赐福》、《教子成名》、《文姬归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厢记》、《西游记》、《水浒传》、《琵琶记》、《杨家将》、《白蛇传》等年画名作，尤其是《红楼梦》，其表现形式之多，绘刻之精细，色彩之雅致，远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民国时期，年画艺术开始走下坡路，民间年画发展到抗日战争前，已是日薄西山。此时期以上海的老月份牌为代表的石印年画走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年画风景”，代表作品有郑曼陀的《春思图》、杭稚英的《姐妹花》、金梅生的《四季美人图》、胡伯翔的《贵妃醉酒》以及周慕桥、谢之光、李慕白等名家作品。月份牌的应运而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木刻年画向石印、胶版印制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年画在解放区得到新生。这一时期的年画，主要以抗日和劳苦大众为题材，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如古元的《拥护咱老百姓的军队》、张晓菲的《识一千字》以及以妇女为题材的《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等等。此时期，可说是旧年画向获得新鲜血液的新年画的转换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称为新中国成立后年画的鼎盛时期。题材之丰富，形式之新颖，色彩之艳丽，都极一时之盛。无论是领袖名人，还是英雄模范，无论是历史题材、神话故事，还是当代先进、劳动人民，无论是山水名胜，还是花鸟走兽，都纷纷登上年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我国年画的主要产地有：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潍县、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山西临汾、四川绵竹、安徽阜阳、福建泉州、广东佛山、云南大理等。 我国传统的年画皆为木刻印制，也有少量手工绘制的，发展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传统的木刻印刷也逐渐为先进的印刷工艺代替，但古朴淳厚的韵味也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