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指纸、墨、笔、砚四类书画用具,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识.但“文房四宝”一辞源自何者?源起何时?却尚有未尽之解.比如《辞海》“文房四宝”辞目的说法,便是如此：“旧时对纸、墨、笔、砚四种文具的统称.文房谓书房,北宋苏易简著《文房四谱》,一名《文房四宝谱》,叙述这四种文具的品类和故实等.” 《辞海》说法的模糊之处在于：“一名《文房四宝谱》”的作者是谁?是另有他人?还是苏易简（958—997年）本人?如果是苏本人,那么“文房四宝”一辞就当是苏易简提出的.但像《丛书集成》等收录苏易简著作的各种文献中,皆以《文房四谱》为书名,而未见注明《文房四宝谱》作者为苏易简者.也就是说,“文房四宝”一辞与苏易简的著作名称,并无直接的原词转用关系. 苏易简不是“文房四宝”一辞的直接发明者,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为苏易简《文房四谱》一书做提要时有所记载：“《宋史》本传但称文房四谱,与此本同.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又有《续文房四宝谱》.考洪迈《歙砚说跋》,称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当由是而俗呼四宝,因增入书名,后来病其不雅,又改题耳.” 《四库》提到的洪迈（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于苏易简,二者与“文房四宝”一辞似乎都有关系.其中《四库》在为洪迈题跋《歙砚说》等书目的提要中,更详细地谈到了上述“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的人,是洪迈的**洪适（1117-1184年）.换言之,《四库》是说苏易简原著《文房四谱》本无他名,是因为洪适曾经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宝堂,才有人用“四宝”这种俗称称它为《文房四宝谱》的.因此,同为一个时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书目》时,这才把俗称的《文房四宝谱》等收录了进来,也未可知. 然而问题到这里并没有解决,因为实际上,在比洪适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苏易简生活的北宋时期,社会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宝”一辞了.如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早就写有“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的诗句. 由此可见,“文房四宝”一辞的来源,尽管与苏易简著作名称没有直接关系,《四库》所记得名于洪适的说法也经不起年代差的考实,但至少在北宋时期,社会上已广泛使用了这一词汇,当无问题.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陆游（1125—1210年）,甚至还把“文房四宝”叫做“文房四士”：“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但是不知为什么,被陆游入题入诗、称之颂之的“文房四士”一辞,却没有像“文房四宝”那样流行并流传下来.这大概与后者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较早,更传神地表达了纸、墨、笔、砚在书房中的地位,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缘故有关. 笔、墨、纸、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有考古学上发现也可作证.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就发现了整套“文房四宝”用品被随葬的现象.再如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最早将笔、墨、纸、砚同绘于一处的“文房四宝”图画.其中7号墓“童嬉图”壁画中（如图）,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发掘者认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纸张、画轴、书札等.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与苏易简、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这些无不说明,如果笔、墨、纸、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那么“文房四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专门用语的. 说起来,“文房四宝”中的“四宝”谱系还有据可考,但作为书写、读书等专用处所的“文房”的起源,却实难考实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中所言“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已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较早的“文房”用辞了.因此说“文房”一辞于唐代就已出现,或者还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时期,当不至于引起太大异议.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提到的文房,其实多属于概念或属性范畴,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文献著录、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们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形态. 将有关文房四宝的起源研究,延伸到与其关的书画空间场景中,是在变笔、墨、纸、砚的静态讨论为书画者行为的空间动态考察.因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观,正在发生从单体到整体再到群体的转变,了解和复原古代书画用具与文房乃至与文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书法用具发展的史脉.换言之,如果说文房是“文房四宝”的空间载体,那么,文人则是文房的活动主体.没有文房承载的文房四宝是孤零散乱的用具,而没有文人活动的文房则是没有活力的空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