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机遇造就重庆崛起
客观地说，我们共同的家园—重庆，在历史上曾断断续续经历辉煌，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受限于在当时并不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长期被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19世纪末开埠，揭开了重庆发展的崭新一页，由于有较为便捷的水运条件，重庆的工商业在西南地区得到了率先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特殊时期，重庆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为它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国民政府西迁，随着大量东部工商企业及学校等文化机构涌入，重庆历史地成为一时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中心，并一举奠定了其在中国尤其西部地区的崇高地位。在这个特殊时期积淀的经济基础实力，令重庆在国民政府重新迁返南京之后若干年，仍能确保中央直辖市地位，并理所当然成为西南大区所在地，直至1954年。
二、建国后前三十年，重庆逐渐被边缘化
1954年，重庆与天津、南京等大城市的直辖地位不再，西南大区各大机构迁往成都。重庆恢复省辖市，渐渐又被边缘化。尽管时任重庆市领导的任白戈呼吁重庆需要得到中央关注，除了他本人得到一些政治打压，重庆的强势发展一去不返。
建国以后，中央对重庆发展的支持力度与重庆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相匹配。直到1983年实行计划单列前，重庆的发展受到漠视。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重庆只有重庆发电厂一项而已。重庆只在三线建设中，进行了兵器、船舶工业建设，适度建设了配套的机械工业。这个时期算是重庆受关注最大的一个阶段了。再往后，重庆只是兴建了化纤工业，即四川维尼纶厂。而与此同时，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得到共和国特殊重视。在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成都地区五项，成都因此奠定了四大电子工业基地地位。三五期间，国家在川西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发展了航空工业。以后，又建设了当代中国装备级别最高的重型机器制造厂，兴建了一整套电站设备制造基地，以及核科研工业体系。
难能可贵的是，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实行计划单列前，作为一个传统工业城市，重庆工业紧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位列全国前七。在当时的川内各大城市中，重庆因有较为强大的冶金、机械、化工、仪器仪表等重工业，以及医药、纺织、食品等较为齐全的轻工业，仍能保持一定的比较优势。产出占比大，上缴税收贡献更大。
当年重庆工业产品质量好，信誉高。按其时严格的评优标准，重庆钢铁公司的船用钢板、锅炉钢板，西南铝的铝板、铝材，建设厂的军品及比赛用步枪等质量优异，三企能各获得三枚国家产品质量金质奖，实属不易。即使到了1989年，忍辱负重的重庆工业在省内依然成绩赫然。改革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重要经济实力排序要览》一书中，由权威的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某年分省20强资料显示：重庆企业在固定资产净值并不占优的情况下，表现依然抢眼。四川省产品销售收入前20名工业企业，重庆占九席;全川工业净产值、利税总额20强企业，渝企各为八家;而在全省全员劳动生产率20强企业中，重庆地区企业高达十一户。
改革开放意图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极大激发长期封闭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活力。毕竟重庆订肠斥段俪灯筹犬船华历史地形成了国家重要工业基地，重庆地位的尴尬使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并可能进而影响国家生产力布局。鉴于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两位研究员林凌、郭元晞联名撰文《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力陈“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历数行政区划、条块分割、以及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等“体制”弊端对重庆发展的巨大束缚。这首开了重庆要摆脱体制窒息的理论鼓吹。在此背景下，1983年，重庆在我国率先试行市带县，并实行计划单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