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篇: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书法流派纷呈，风格多样，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书法”。
这标志着作为交流工具的“写字”，与作为美学欣赏与实用相统一的“书法”，正式拉开了距离，并使后者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艺术。这时汉隶已成为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同时又始创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使篆、隶、草、行、楷五体基本齐备，为晋、唐时代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幼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至今在襄阳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刻苦学习的故事和传说。
他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 ‘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 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从宋代开始，把 前人著名书迹摹刻拓印下来，以便流传，称之为“法帖”。这一则记载说明：在宋代诸葛亮的书法作品是作为有示范意义的“法帖”流行于世的。 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其对书法艺术的执着爱好可见一斑。
在刘备给刘禅的临终遗诏中曾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当时刘备率兵伐吴，诸葛亮以丞相监国坐镇成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亲自为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等书。我们可以想象缉畅光堆叱瞪癸缺含画孔明手抄的四本书，肯定是十分精彩的书法作品，它在当时已是许多人都知 道并且想得到的艺术珍品。
对它的“未送，道亡”，连远在白帝城的刘备都知道了，而且深为惋惜，到临终时还嘱咐阿斗“可自更求闻达”。这不仅仅是要刘禅好好读书，同时也表露出刘备对诸葛亮书法艺术的珍视与热爱。 从以上点滴记述，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我国书法历史上的成就。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其书法真迹，这只有寄希望于考古的发现了。
二、绘画篇：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以晋、宋画家为中古，以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的画家为下古，隋和唐初的画家则称之为近代。近代画家作品的价格与下古画家作品价格相近，而以上古画家作品价格为最高。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 “为希代之珍”。张彦远(生于公元815年)出身于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非常丰富，他自己官至大理寺卿(即中央审判机关长官)，又有其阅览和调研法书名画的有利条件，所以他的《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他的记载和论述，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可信而难得的史论资料。我们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 “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记道： “永昌郡，古哀牢国……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还掌握了多方面的绘画技巧，他不仅能画天地、日、月，而且能画各种建筑、车马、动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绘画技巧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诸葛亮作画绝不是出于个人的闲情逸致，他的绘画艺术总是为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前述的两组作品，就是他团结和教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有效形式和方法。 诸葛亮对工艺美术也十分喜爱，而且有很深的造诣。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工械技巧、物究其极”。袁宏《汉纪论》也说：“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特别是史籍中关于诸葛亮制作木牛流马、设计八阵图的记载，更足以证明他对工艺技术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其中工艺美术的设计与制作，也是他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
近代学者朱启钤在《丝绣笔记》中记述了下面一个故事：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南征，到达大小铜仁江交汇处。探马报告：当地正流行痘疫。诸葛亮立即派人带着大量丝绸，深入到苗族人民之中，教他们用光滑的丝织品给病人做衣服和被褥，防止痘疮破裂后再次感染，以便使病人较快地恢复健康。从此，苗族人民和蜀汉人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感情。此后，诸葛亮便鼓励和指导苗族人民栽桑养蚕，学习缫丝织绸。他还亲自为苗族同胞设计绘制丝织图案纹样。
又据《黎乎府志》记载：古州的苗族人民，学习了蜀锦工艺以后，织成了五彩绒锦，他们把这种锦命名为“武侯锦”，以纪念诸葛亮发展蚕桑生产，推广丝织工艺和丝绸工艺美术事业的功绩。 诸葛亮治蜀后，非常重视蜀锦的生产，曾颁布教令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他还亲自植桑养蚕，在《临终遗表》中他说：“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提倡，蜀锦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蜀中广记》记载：当时益州生产的蜀锦，还远销吴国和魏国，连魏国宫廷里都喜欢使用蜀锦。据说魏文帝曹丕看到辉煌富丽的蜀锦，曾赞叹说：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愧。”
三、音乐篇：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 《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 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 《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 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 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