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人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其后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乾隆时期制品虽然不能和景泰、成化时期相比,但是比起弘治、正德以后的出品物也绝不逊色。20世纪初叶,景泰蓝总体制作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较粗。这时只有“老天利”、“德兴成”制作的景泰蓝做工细,质量好。
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三朝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更多了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也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以景泰蓝居多。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工艺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此外,十年浩劫后,国内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
在中国古代,由于珐琅器最初从大食国(大食为唐宋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总称。起源于波斯语称阿拉伯人为Tazi的音译。有白衣大食(661-749),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为首都,称倭马亚王朝;有黑衣大食(749-1158),以巴格达为首都,称阿拔斯王朝。910年以后又有以开罗为首都的法蒂玛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后则是塞尔柱王朝(1158-1258)。)传来,因此称之谓“大食窑,鬼国窑”。之后虽称谓因译名不统一而出现多种不同写法,如“佛郎嵌”、“鬼国嵌”、“法蓝”、“法郎”、“拂林”、“佛郎”、“富浪”等,但发音基本一致,现在基本统一为“珐琅”。
一.珐琅工艺的制作分类
珐琅工艺的制作分类很多,人们一般根据制作方法和胎地种类将其分为两大类。
1.根据制作方法大致可分掐丝珐琅、内填珐琅(即嵌胎珐琅)、画珐琅等。
掐丝珐琅和镶嵌珐琅很久就在国内出现,历史记载可追溯到宋元时期,但真正能在国内制作应是元代成吉思汗进攻大食,将该地工匠俘虏押回制作,并将该技艺传入中原。至明代,永宣宫廷中开始广泛制作应用掐丝珐琅,之后的景泰时期最有名气,即人们俗说的“景泰蓝”。画珐琅则出现较晚,于十五世纪中叶在欧洲佛朗德斯发明,十五世纪末在法国中西部里摩居以内添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重镇。随着中西方贸易交往,从广州等港口传入国内。当时称谓“西洋珐琅”或“洋珐琅”。清代宫内的画珐琅制作要在康熙三十二年、珐琅作与玻璃厂成立之后才能开始研究制作、发展。
2.根据胎地种类,珐琅器一般可分金胎珐琅、铜胎珐琅、瓷胎珐琅、玻璃胎珐琅、紫砂胎珐琅等。其中铜胎珐琅因为铜料与表面珐琅容易结合,且铜料价格相对容易接受,因此铜胎珐琅最为广泛。直今,珐琅器依然大多使用铜胎。金胎因造价过高,难为常人所接受,清三代时基本只限内府制作使用,且数量极其有限。瓷胎珐琅(即珐琅彩瓷),顾名思义,是在瓷胎上绘制的画珐琅。它是瓷器与画珐琅制作工艺的完美结合,制作要求对两者都要求很高,因此起步与成熟时间较晚。宫内造办处在制作瓷胎珐琅彩瓷的时候,还制作玻璃胎珐琅、紫砂胎珐琅,三者制作时间应大致相同,只是紫砂胎产品(仅指宫内珐琅彩而言)仅见康熙制品,雍乾不见制作资料。
二.康熙珐琅彩瓷的制作
1.制作设施
要在宫廷内制作画珐琅器,首先要有制作设施--珐琅作。康熙时期的珐琅作主要有武英殿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废除)、养心殿珐琅作、圆明园珐琅作,由于缺少《清内务府造办处 各作成做活计档》资料,当时制作规模暂时无法考证。
2.历史资料
比较早的康熙画珐琅历史资料是:“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广西巡抚陈元龙(陈元龙(1652--1736年),字广陵,号乾斋,世称广陵相国,亦称海宁相国,清代相国(宰相)又称阁老。)奏摺帝赐‘御赐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一个',陈元龙‘愓感涙零'。”可知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造办处已经制作出玻璃胎画珐琅,并用其赏赐众臣。
康煕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摺:“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査有能烧法蓝杨士奇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片画、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杯、亦交李秉忠収帯、预备到日便于试験。”
其中涉及的人物“潘淳”,在《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工业志.第四章 织金彩瓷业》曾提起该人:“(广彩)17世纪中后期,大部分使用五彩的红(干大红)、麻(红黑配成的深赭石色)、黑、金和珐琅彩的月白、黄、粉绿等9种色料。后潘淳研制出桃红(金红),丰富了珐琅彩的颜色。”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广州在清代属唯一对外开放门户,许多外国人都由此进入我国,因此致使广州的珐琅制作在国内水平很高,举足轻重。宫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匠人大多是由粤海关选入,称为“南匠”。并且在乾隆后期,宫内造办处停止制作珐琅彩瓷后,这里成为珐琅彩瓷制作点,依然制作珐琅彩瓷。
从康熙珐琅制作资料来看,五十五年之后相关资料较多来推测,很可能该时期画珐琅制作较成熟。康煕五十七年六月,广西提督総兵左世永得到御赐珐琅鼻烟壶,左世永称其“精工无匹、华美非常”。
康煕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杨琳上奏摺提及他送画珐琅匠陈忠信至宫中。“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蓝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珐琅技芸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
真正提到瓷胎珐琅的确凿历史资料可参考:康煕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曹寅之子)奏摺内朱批、谕曹寅:“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康熙时期,由于画珐琅制作还不成熟,因此,画珐琅不能在瓷胎釉面上直接施釉,而是施在素胎面上。当时的珐琅彩瓷胎必须由景德镇制作(除偶尔使用永乐旧胎外)、由浮梁(即景德镇,因桥梁多称其“浮梁”)昌江顺流直下、入鄱阳湖、经九江关、过江宁府(南京),然后沿大运河北上进京。曹寅自祖辈皆为玄晔家包衣(奴仆),当时织造、海关许多要职都由统治者委任自家包衣管理。曹家三代身居江宁织造,且好瓷,可能涉及御厂珐琅瓷胎事宜,导致康熙训斥。
根据历史资料:“康煕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康熙帝赐西洋使臣嘉楽、珐琅碗二个及其他。”该碗确凿资料也不见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