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一直到60年代末，算是台湾武侠小说的黄金年代。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本色文艺。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的台湾，是一个看武侠小说的地方。倘有一天，你在花莲或台东某一小镇下了火车，只见那里很多木柱砖墙的房子，青少年穿着汗衫，趿着木拖板，站在巷口讲话；若还有那种情景，若还有那样地方，就像侯孝贤《童年往事》的场景，便是我等可以回到读武侠的年代了。
1960年代台湾掀武侠小说热
在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与中期的台湾，不仅是大街小巷有小说出租店，有古意盎然的笔名如武陵樵子、南湘野叟、古如风、秋梦痕、柳残阳、云中岳，有兴人思古幽情的书名如《江湖夜雨十年灯》《红袖青衫》《古瑟哀弦》《一剑光寒十四州》，也正好少年子弟多的是被频于战乱、迁徙流离、愤郁经年的父亲生育下来而致易于桀骜不驯、勇于斗狠，以是成为所谓的“太保”。而市镇的生活阡陌，即以台北为例，每走几百公尺，便可能有一帮众聚点；什么“四海”、“竹联”、“海盗”、“血盟”、“飞鹰”、“龙虎凤”等帮派，甚至成功新村、松基一村、四四南村、正义东村等，这类同质背景聚落也可以是外村人的龙潭虎穴。
那个年代，是一个“当时”静止不动的年代，像是人可以按自己的意识活在他心想的古时莽野。一段战事稍歇、巿景百无聊赖、人心一筹莫展的苦闷年岁里，于是对武侠小说这套不涉眼前、无关宏旨有一份寄情，或是说对恍恍高世有一片悠然远想。
什么样的人在读呢？必是对“中国”略有认识或略有听闻之人；不管他是早先得之于庙台前的歌仔戏，得之于巷口小店的小人图画、得之于圆牌上的封神榜故事，或者在学堂里受习过几篇中国古文、几章中国史地……等等。
有着什么样的情绪之人会乐于去读呢？或许也可归纳出来：（1）在现实社会中，有一丝“逸出”之念者。如课考繁重的学子；如他是理工科的专业人才，却常有公忙之余想如何如何者。（2）痴人。一径在追寻某种能矢志凝情之事或物的人。（3）寻常的信而好古者。
于是那些好闲来泡茶、翘脚看报、挥扇吟戏、燃烟吞雾、围桌雀战、两人对弈、月下独酌、夏夜乘凉、谈古论今……等等之人会去读它。
韬光隐晦者读它，抱残守缺者读它。
并且，昔日岁月端的是极其容许这类生活调调。
于是在区公所送公文的，或是在机关做门房的，学校里的工友，看管脚踏车的，皆可以是读武侠小说者。
甚至你看一个人，会想，“他是个看武侠的。”往往这种感觉硬是很准。
什么样的人写武侠小说呢？
文学系历史系的教授们没怎么听说过有写武侠小说的；陈世骧没写，夏济安没写。
不少写武侠小说的，常是学历不甚高者，甚至很年少便勇敢率尔下笔的。
柳残阳开始写时，只是高中生。他那时一个学生写书所赚的稿费比他父亲校级军官的饷还要高。
50年代中期，写一部二十来册的武侠小说，据说可以买一幢楼房。
太多的武侠作家，他之所写，依据的不是深厚的国学知识，依据的不是透彻的文学理论，依据的未必是洗练的人生见解或世故的人情经验；他们还来得及找取依据便自下笔写了。
或许他们靠的也是读前人的类似原型便已跃跃然要试着说自己的话、讲自己的故事。很可能卧龙生写《风尘侠隐》或《飞燕惊龙》，是来自于读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而自己有感要抒，而终至写成一部武侠小说。
武侠故事中多有受朋友之托而致自己受累之情节，譬似司马迁李陵事迹，然武侠作家未必详读过《史记》《汉书》，未必读过《太史公自序》或《报任少卿书》。
小说人物常意兴风发，豪情万丈，“当其欣于所遇，曾不知老之将至”、“礼岂为我辈设也！”、“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往往如魏晋人物，然武侠作家也未必详读过《世说新语》。
武侠作家熟读的，亦不外是中国传统孩子详悉的《三侠五义》，是《彭公案》，是《水浒传》，是《三国演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