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的前一天，裹挟着春运的拥挤人潮，回家。年初三，起早开年，背起鼓鼓的行囊，离家。行囊里有父母硬塞进的年货和叮咛，以及自己在外漂泊一整年的底气。
回家时，水稻田里只剩苍黄的秸秆，光秃秃地朝天；离家时，春风依然未至。
父母在我离家后的两天也回到了城里的家。下一次回到这里可能是明年春节也可能是数年之后，爷爷奶奶走后，这片黄土地上的乡村就失去了非回不可的理由，失去了血缘的牵挂。
我的家乡在南海之滨，广东省江门市（地级市）下辖的台山市（县级市）的一个小镇上，从家门口骑车十分钟便可看到渺远的海。据2014年的城市等级划分，江门属于三线城市，台山属于五线城市。
农业和渔业本是小镇居民的生存之本，但近10年来，这种古老而传统的生存方式正逐渐被舍弃。
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状况的重要指标，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
收入差距加速人口转移，从西部内陆到东部沿海，从农村到城市。 这是中国城镇化过程的重要截面，家乡是构图中的一个元素。
我的爷爷是江门市另一个县鹤山县人，9岁左右被拐卖到村里，被当时结婚多年而未能生育的太爷爷和太奶奶买回家当儿子。爷爷的一生历经了清朝覆灭、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和饥荒等大时代节点。生产大队解散后，爷爷买了一条船，后半生都在海里漂泊，以扑鱼为生。这也是当时多数村民的选择，因此，村里父亲那一代人，多数下过海。
80、9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多数村民弃海偷渡到香港做建筑工。据父亲口述，平均日工资有700～800元，是村里普通人家一个多月的开销。后来香港回归，严查非法劳工、再加之产业转移、经济走弱以致与珠三角相比优势缩小等等原因，到2000年左右，完成了原始资金积累后，村里不少偷渡香港的年轻人选择回家。
1964年出生的父亲是其中一员，他用赚回来的钱先后在村里盖了一幢两层和一幢三层的洋房。后来二伯父结婚，为了增加娶妻资本，父亲把两层的洋房送了给二伯父，三层的洋房自己留着住。
离开工地的父亲，被香港的朋友邀约到深圳做生意，但由于眷恋大海，他最终选择与老家的朋友合伙买了一艘出海捕鱼的船。由于年轻人不愿出海及老人荣退而导致的用工成本高、油费高、渔获减少等种种原因，父亲的渔业生意维持不到三年，最后渔船被卖掉。
多年后的今天，我决意成为深圳房奴，面对高房价，父亲懊悔不已。因为当年力邀他到深圳做生意的朋友在深圳宝安炒地皮、靠买宅基地来盖农民房出租，早成了千万富翁。父亲的懊悔包含着对投资时机错失和对城市发展错判的慨叹，还有对村庄和城市未来走向的迷茫。
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几乎完全笼罩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长大的农村人的发展路径，他的大半生亦是中国农村绝大多数50后、60后和70后的大半生。
父亲的工作、生活与房地产牵连极深，他把前半生拿来参与香港楼市的开发，又把后半生的担忧和积蓄奉献给儿女在城市的置业欲望。他还用自建的小楼来旁观日暮西山的村庄余光。
家乡是城镇化的前沿阵地和主要道场，是由土地、人、海洋交错成的最复杂难言的场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的抽离，乡村开始失去生命力。
当年与父亲一起回来的叔伯，他们盖楼房、娶妻生子，短暂回归乡村后又分流到广州、深圳、东莞、江门等城市，集中从事建筑、运输、餐饮大排档行业。
青壮年的男子出走城市，留下家里的老人、妻儿耕种家乡。几年后，孩子适龄上学，妻子也开始出走城市打工，家乡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再几年后，小孩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少数人到县城上高中，多数人跟父母一起到城市打工。
